筆者曾於〈年金改革解套？〉一文中指出不可輕易論斷四大基金整合，進而法人化為年金開源的靈丹妙藥，其原因從政府監理機制到投資標的不一而足。歸納根本為年金制度不僅為社會保險基金，更須兼具社會公益性及資源重分配的根本功能，因此改革若僅見其一不見其二，仍會不斷積累社會矛盾，假以時日基金運作不穩或全球經濟蕭條，類似近期對於年金改革高漲的民怨就會再現。

社會保險不論依循貝佛李奇模式或俾斯麥模式，皆旨在透過社會保險的形式調節資源分配，以適度解決公民的經濟需求，達成社會安全。因此其中資源調解就涉及公平性，保險為一社會契約，若沒有社會公平做為基礎是難以維繫，遑論公益性。因此在與論各界皆著眼於整合四大基金，不僅須憂慮基金運作的公正性和風險，更萬萬不可捨本逐末而棄守改革的根本方向。

反觀台灣

以台灣本次年金改革的爭議來說，固然改善四大基金長期投資效益可助益台灣勞保、公保基金瀕臨破產的命運，但關於所得替代率的不公平、提撥率調高的矛盾卻是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這都不是提高商業年金比例或基金獲利可解決的。

馬政府在改革推動踉蹌難堪，對於公務人員所得替代率超過80%，勞工卻不足50%嚴重失衡，不敢觸及既得利益者，卻訴諸一同調高提撥率、降低新進人員所得替代率，即可見改革已死。雖然公務人員18%為歷史共業，要一個極為註重形象的民選政權難以苛求，但如此倉皇走避的姿態，很難將其追求歷史定位的發言連結。

公務人員當了替死鬼

細究馬政府改革失利之因，公務人員倒是當了替死鬼。以社會福利最優渥北歐國家為例，所得替代率70%(註3)為可供台灣參考的基準，但諸如瑞典等國何以建立一個高水平且公平的全民年金，其關鍵在於整體稅制的支持。三層年金體制中，第一層一般年金為政府財政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年金的水平。這方能使第二層的確定提撥制與第三層商業年金有畫龍點睛之效，而非放任公民依個人經濟能力自求多福。

但魔鬼就藏在其中，台灣何以不能支持這樣高水平的全民年金，卻得讓勞工與公務人員相互比賤，拉低所得替代率，提高個人提撥率。就正是把掌握資本的企業家與雇主給輕輕帶過，讓民怨無奈的面對政府窘困的財政。

北歐國家超過40%的平均稅率，不僅在於受薪階級高人均稅率，更在確立資本利得稅的徵收體制與稅目，讓國家有充裕的財政可支持高水平的最低年金，當每位勞工、公務人員都能獲得最基礎的保障，何來相對剝奪感或相互比賤。

台灣年金改革之路漫長，包含納入私校教師、建立縝密的基金運作機制，但都不應框限在公民的博奕與廝殺，而應以更全面的從健全稅制結合年金制度來實現其社會公平性。若以此反觀近期證所稅形同廢除與企業年金被連手封殺，更顯荒謬！

*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研究生，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與口袋國會立場無涉。

註1：韓國所得替代率60%，北歐與德國皆可達到70%，但台灣公務人員可達80% 甚為異常。

參考資料：〈德國、日本、美國及韓國社會年金保險制度面臨問題及改革方向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民國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