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關廠工人的出現，可說是台灣自1967年邁向工業化由盛而衰的時代徵兆。1967年，台灣製造業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首次超越農林漁牧業的總和，標誌著台灣「工業時代」的來臨，製造業超越農業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力產業。此後每隔10年，製造業的國內生產毛額每年平均成長率，由24%降為17%，再降為6%。台灣「工業化時代」的第30年，1996年，服務業開始取代製造業成為經濟高速成長的動力來源，使全國GDP每年成長率仍保持在10%。製造業則競爭加劇、光彩漸褪，產業外移風潮興起。

該年，李登輝主張「戒急用忍」，並提出投資東南亞諸國的「南進」政策作為防堵產業資本大規模「西進」的替代選項。然，不論「西進」或「南進」，產業資本外移成為當時台廠維繫利潤的一致方向，導致關廠與惡性倒閉如同瘟疫一般散佈開來。1996年，國內製衣大廠聯福製衣將資本外移越南、泰國甚至南非，並在一夕間突發性關廠，積欠400名員工大批退休金與資遣費，開啟了廠商重大惡性倒閉的序幕。此後兩年內，福昌紡織、耀元電子、興利紙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工廠陸續惡性倒閉，資方同樣積欠大批工人退休金與資遣費。

資本為了維繫低階加工利潤而出走，利潤考量已無法惠及勞動階層，甚至必須以犧牲勞動權益來賺取利潤，導致了台灣的發展在往後陷入「逐短利而居」的泥沼，這是一個全面性的結構問題。但是，當時台灣社會對於這樣的警訊明顯不夠警覺。工業時代30年的迅速發展讓台灣陷入在一種歌舞昇平，努力就可獲得報酬的氛圍之中，鮮有人意識到產業成長性與利潤率下滑的問題在往後將導致一個資本與勞動爭利的「剝削年代」。社會停留在過去薪資與發展水漲船高的印象，發展思維仍大行其道，如何「延續發展動能」便成為主流議題；相對的，「如何保障勞動權益」被遠遠丟在後面，這就是關廠工人一出場時所面對的時代氛圍，這樣的氛圍甚至延續到將近20年後的現在，以致關廠工人被迫在街頭上以命相拚。

1996年12月，聯福製衣關廠工人於台鐵桃園八德路段以台灣史上第一次臥軌抗爭，為繁華的30年「工業時代」畫下句點。關廠工人以命相爭的其實只有屬於「工資延遲給付」的退休金與資遣費，所爭如此卑微，突顯的是所謂的「台灣民主法治」無法作為平衡勞資不對等關係的支柱。在「勞退舊制」中，雇主依法應提撥員工薪資的2%至15%作為往後員工退休金與資遣費，但事實上，資方未提撥足額僅會被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且在主管機關未確實查核之下，絕大多數的雇主皆未提撥足額。而在關廠之時，金融機構的抵押債權優先於勞工債權，使得關廠勞工求償無門。

關廠，一個「工業時代」衰微的集體哀歌，是否可以到此終結，不再跨入下一個時代，不再擴及後續製造業後續的新興產業，看的不是有爭到多少折扣，少繳多少錢；而是勞工的弱勢位置可不可以在制度性的結構中被翻轉。這不只是已關廠勞工的權益之爭，也是所有勞工的權益與台灣未來的「發展」之爭。

*作者為經濟研究員，本文乃作者個人觀點，與口袋國會立場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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